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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直播整理丨杨冬权《档案价值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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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9日,中国档案行业交流群直播了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全国政协委员杨冬权 在北京联合大学的学术报告《档案价值鉴定》。由于报告全文长达2万字,录音长达100多分钟,非常不好整理。

  近期,有兰台之家的伙伴咨询档案价值的学习材料,我们又回头想起之前的直播。我们通过科大讯飞的语音输入和原有的直播记录,同时参考了中国档案杂志刊发的内容,进行了整理,以供档案行业的伙伴们学习。

  档案价值鉴定,用学术说法讲,就是判定文件是否需要归档,是否让它留存下去成为档案,以及判定它是什么保管期限, 确定它留存多长时间,或者判定档案是销毁还是由档案馆永久收藏,要不要让它成为国家的永久性档案。

  用通俗说法讲,就是判定文件要不要归档,该划为哪种保管期限;或判定档案要不要进档案馆、要不要销毁等。

  档案价值鉴定关系到档案工作未来。因为档案价值鉴定决定着每份文件是否留存和留存多长时间,因而决定着我们将为党和国家、为当前和今后、为历史和子孙留下多少以及什么样的管理凭据和文化财富, 这就决定着未来档案能为社会发挥多大作用,档案工作能获得多高的社会地位。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几十年几百年后是否还能被人记得、记得多少、记得什么,取决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有没有档案、有多少档案和有什么样的档案留给后世;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团体在未来的互相竞争中,是否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取决于能否拿出有力的档案凭证。而这都完全取决于今天的档案工作者对档案价值的鉴定,取决于他们把多少档案、把什么样的档案留存下去。

  很多人在未来能否充分享受国家的各种惠民政策,能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很多人在离世后是被人遗忘还是继续受人关注,这些也取决于档案价值鉴定,取决于今天的档案工作者为后世留下多少以及什么内容的档案。

  好的档案工作者,不仅要会整理档案、管理档案、提调档案、编研档案等,更重要的还要会鉴定档案的价值,知道哪些档案有价值,哪些档案价值大,从而把该归档的文件归档,把该定期或永久保存的档案划定为定期或永久保存,把该接收、征集进档案馆的档案接收、征集进馆永久收藏,这才是称职的档案人员。可以说,档案价值鉴定,是档案人员的基本功,是作为优秀档案工作者的必备条件。

  2004年,美国档案学家理查德·考克斯出版了《没有清白的收藏——对档案鉴定的反思》一书。他认为,鉴定对每位档案工作者以及利用档案的人都有巨大影响。因为鉴定决定了什么是档案,什么不是档案;鉴定是一件无法逆转的事情。通过鉴定,档案工作者为社会决定了谁将在未来受到关注,谁又将在未来销声匿迹。档案工作者通过鉴定,塑造历史,行使控制记忆的权力。这位鉴定专家的话说得异常深刻,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档案价值鉴定的社会意义。

  由上看出,档案价值鉴定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作用远远超出档案工作领域, 因而它不仅具有档案学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如果说,政治家和人民群众是在创造历史,那么,档案工作者则是在重新塑造历史。从这一点讲,谁又能小看我们档案工作者?谁又能小看档案价值鉴定这项工作?

  听起来,档案价值鉴定好像是在档案工作中不常遇到的理论问题,可实际上,却是档案工作者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

  (1)在审核本局指导的机关与企事业单位报审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时会遇到

  按照有关要求,各机关与企业制定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须报同级档案局审核。所以,各级档案局的部分人员会经常对本级指导的机关与企事业单位报审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提出审核修改意见。几年来,我仔细审核过所有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报送国家档案局审核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提出过大量修改意见。

  在审核中,我主要把握两大基本原则,这也可以说是档案价值鉴定的两大基本原则。

  第一,凡是本单位形成的文件,或者涉及本单位权益(即权利和利益)的文件, 都要留存,不能不归档。这方面的文件,宁可多归档,不能不归档;宁可全归档,不能漏归档。

  第二,涉及个人、单位、国家各方面权益的所有档案,涉及本单位基本职能(尤其是主体业务)的代表性、重要性档案,都要永久保存。因为档案在历史上最为广泛、最大数量的利用,一是维护各方面权益,因而要把涉及各方面权益的档案划定为永久;二是编史修志,因而要把涉及立档单位基本职能和主体业务重要事项的档

  案划为永久,这样才能全面地反映立档单位的历史并突出地反映该单位的特点,为该单位主体业务、主营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参考和更好服务。

  各级档案局人员在审核各单位报审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时,要严格用上述两大原则去逐条衡量、逐条核对,认真提出修改意见,确保把该归档的文件全部归档,把该永久保存的全部划为永久。决不能马虎、草率,走过场甚至送人情。

  按照有关要求,各级国家档案馆接收进馆范围需报上一级或同级档案局审核。所以,各级档案局的部分人员会对有关档案馆的接收范围进行审核并提修改意见。在审核时,要注意将以下几类档案接收进馆:一是涉及个人、单位、国家各方面权益的档案;二是反映本地区各方面历史面貌的档案;三是反映各单位基本职能和主体业务的档案。

  开展业务指导、业务考核或执法检查,其中重要内容,就是指导、检查他们归档齐不齐全、进馆齐不齐全。在检查指导时,要按照上述的那些原则或要点,要求各档案室对文件应归尽归、保管期限要划分准确;各个档案馆要保证应进馆的档案都进馆。

  遇到以上情况,同样要注意把涉及个人、单位、国家各方面权益的档案,把反映本地区各方面历史面貌的档案,把反映各单位基本职能的档案接收、征集进馆或继续收藏。在立档单位方面,要注意一级单位和撤销单位全覆盖、二级单位选择准; 在档案内容方面,尤其要接收涉及民生的各类专业档案;在档案载体方面,要注意接收纸质档案以外的声像档案、电子档案等。要根据社会各方面对档案利用的实际需要,切不要根据档案库房现在的面积来确定档案馆的接收范围。总之,要确保应进馆档案都进馆。

  (1)在制定或修改本单位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时会遇到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是每个立档单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档案工作文件, 必须认真制定并经常根据变化加以修改。在制订和修改时,应根据上文说到的档案价值鉴定两大原则,把本单位形成的所有正式文件和涉及本单位各方面权益的所有记录全部列入归档范围;把涉及个人、单位、国家各方面权益的所有档案和涉及本单位基本职能尤其是主体业务的代表性、重要性档案,都划入永久期限。

  文件归档是各档案室每年都要进行的“必修课”,实际上,这项工作是对已制定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具体执行。这时也要按照上述两大原则,一件一件具体衡量和执行。执行时,宽一些比严一些更有利于文件的留存。

  由于有些档案室以前的保管期限划分不完全准确,因此,在档案移交进馆前需要对档案进行再鉴定,以确保应进馆档案都进馆。我曾到过不少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室检查过其文件级目录,发现不少档案期限划分并不准确。所以开展进馆前再鉴定很有必要。进行再鉴定时,也要切实把握上述档案价值鉴定两大原则,从而确保把应移交进馆的档案移交给档案馆永久保存。

  作为档案室,有时会对一些档案进行销毁。按照规定,档案在销毁前需要进行再鉴定。如果不经鉴定,或者鉴定人“不识货”“不懂行”,就可能把很有价值的档案销毁掉。上世纪90年代,某中央部委决定销毁一批档案时,有一名档案人员建议请中央档案馆派专家来看一看,如确实无价值再销毁。当时的中央档案馆派李明华同志去看了后,发现其中有不少重要的、有价值的档案,包括周总理、、李维汉、童小鹏等人亲笔起草、批示的文件,筹建新中国新政协筹备会的有关档案等,于是把这批该部委准备销毁的档案接收进中央档案馆。这次档案销毁前的再鉴定,避免了一批重要档案被销毁的悲剧发生。

  其实,不仅档案室销毁档案时会出错,档案馆销毁档案时也会出错,甚至造成历史性悲剧。

  1986年前后,江苏省档案馆馆长告诉我:该馆藏有十几万卷民国江苏省高等法院档案,1980年馆里曾组织人进行过一次鉴定,结论是:销毁。但不知何因,当时并未将其立即运出销毁,而是被堆放在库房中等待。没想到几年之后,随着历史档案开放政策的实行,竟然有很多国内外学者前来利用这些档案,研究当时的法律制度、社会状态等,之前已被判处“死刑”但未“立即执行”的档案,竟成为吸引人的“抢手货”。2016年我又听说,该馆正与学界联手,将这批档案全部影印出版,彰显其更大价值。

  此外,我还亲历了另一件事,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档案界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

  1982年春,我进入国家档案局工作第一天,处领导交给我一项工作,让我对某中央级档案馆关于销毁寄存在本地博物馆(该博物馆维修,让其把档案运回)的一批档案的请示提出意见。那时,我刚参加档案工作,对档案价值并无多少认识,但当我从该馆报批的档案目录中看到有一些同中央大学有关的档案时,感觉这些档案不应该销毁,它们对社会还具有利用价值。因为我的母校是南京大学,而中央大学则是其前身。我想,这些档案中与中央大学有关的部分,对南京大学应该很有价值,如给南大,南大肯定求之不得;同理,这些档案中的其他部分,社会上一定还有其他单位对其感兴趣并求之而不得。因而提了自己的两条建议:一是这批档案最好不要销毁,该馆库房没地方,哪怕先拉回馆找些空地堆放着,等将来有地方再上架,这样档案至少不会化为纸浆;二是如果不得已非销毁不可,可由该馆向全国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学术研究单位发通知, 让他们来馆无偿挑选其认为有用并愿意保存的档案拉回去,这样,这批档案至少还可以继续被国内各学术单位保存着。但后来不知何原因,最终还是同意该馆销毁这批十万多卷民国档案。我知道消息后,给母校历史系主任写信告诉他这一消息,让他去挑选一些有用的档案拉回保存。不久,他回信告诉我,去晚了,那些档案已销毁。

  1986年前后,该馆一名副馆长告诉我,不久前,有人来用联合国粮农救济署的档案,一查目录,这批档案不少就在4年前销毁之列。至此,他已对当时销毁这批档案表示后悔。又过了两年,这位副馆长又告诉我,不久前他挑头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研究项目: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他们有条件研究这个课题。因为1946年国民政府曾对全国各地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损失作过全面调查,这些调查表很详细,包括每个村子死了多少人、多少牲口,毁了多少房屋、多少财产等,而这些调查表基本都在该馆保存着。但一查目录,发现好多调查表,已在1982年那次销毁时销毁了。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这时他真是后悔不及。听了他的话,我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对档案价值鉴定重要性的认识,对档案销毁前再鉴定这项工作的意义都更加清楚了。这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如果有人问我:档案工作者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把不该销毁的档案销毁掉。我一直认为:把不该销毁的档案销毁掉,不但是档案工作者的最大失败、最大可耻、最大遗憾、最大不称职,而且是档案工作者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最大损害!

  从以上所说的各种情况可以看出,对档案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制定、修改或审批有关单位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还是制定、修改或审批有关档案馆的进馆范围;无论是进行本单位或指导其他单位的文书归档,还是征集、收集有关档案;无论是本单位向档案馆移交档案,还是对档案进行销毁前的再鉴定,我们都是在进行档案价值鉴定。由此可见档案价值鉴定在档案工作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档案工作者在从事上述各项工作时,实际上都在决定着文件是否留存和能留存多长时间,决定着将来国家档案馆将保存什么样的档案,决定着国家档案资源的数量、内容和成分,决定着未来的国民能用到什么样的档案,甚至决定着一些人的个人命运。“五个决定”,无不体现出档案价值鉴定的实际意义。因此,我们要认识到这些经常遇到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从而更加重视。

  最近七八十年以来,国际档案界的专家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档案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多重价值。比如,有的认

  为档案有行政价值和历史价值,有的认为档案有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等等。可以说,大家都普遍地认为,档案的价值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这是档案价值的一个特点,即具有多重性。认识档案价值具有多重性这个特点,对档案工作者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更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对档案价值的多重性,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我认为,档案价值是多方面的,档案对各方面的人都具有不同的价值。概括起来,档案具有以下4方面价值:

  档案的形成者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家庭、个人。档案对这些形成它的单位和个人的履行职能、运行管理、对

  外交流、维护权益、书写历史等,都具有显见的价值。档案对形成者的价值,在档案工作中和社会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最直接、最普遍、最显著、最常见,是档案最基本、最活跃的价值。

  档案对形成者的价值,有时候一纸值千金。2001年我曾应邀参加过中央党校档案工作会议,知道此前党校与邻校之间有

  一块六七十亩的地,发生了产权纠纷。党校明知这块地是自己的,但却一时拿不出相关档案。于是校领导召开这次会议,共有三位校领导参加,并让各单位一把手到会, 要求各单位回去后重视档案,多方寻找和收集档案。这块地的档案,在当时可为本单位争回上亿元的地产。档案对形成者的价值可见一斑。

  档案涉及者,也就是档案所涉及的人, 至少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被档案所直接记载到的人,另一种是与档案中所记载的政策、事件、物品等有关系的人。档案对这两种人都有价值。

  先说被档案所直接记载的人,也就是档案里记载着他的名字的人,这可以说是档案的直接涉及者。档案中记载着许多关

  于人的基本信息和各方面情况。这些不但对档案中有记载的人本人一生都会有用, 在他本人在世时,会经常利用到,而且对他的子孙后代也会有用。在他本人去世后,还会对他的子孙后代具有利用价值,被他的子孙后代所利用。

  档案对本人的利用价值体现在方方面面。仅婚姻档案就在本人离婚、再婚、生育、购房、落户口、继承遗产甚至旅游等十几个方面需要利用。

  档案对子孙后代的价值也很广泛。最典型的可举连战多次获赠其亲属档案一例。2005年,台湾领导人连战首访大陆,到西安时,陕西省领导人送他的礼品中,有他父亲早年在西安任职的档案; 到北京大学时,北大送他的礼品中,有他母亲当年在燕京大学上学时的档案;总书记同他见面会谈后赠送他的礼品中,有他祖父的档案。他的祖父连横,号雅堂,台湾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强行把台湾居民全部改为日本国籍。民国时期,连横先生呈文中国政府,要求把自己国籍改回中国。中国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这件档案,

  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得知连战要来大陆的消息后,国家档案局建议把这件档案复制作为礼品,由总书记赠送给连战。连战收到这件礼品后,特别重视和珍爱,多次同媒体谈到这件礼品。因为这件档案充分体现出他祖父的爱国精神和他家族的爱国传统。几年后,他去南京参访,又特意参观二史馆,并在这件档案珍品前流连许久,照相留念。这是档案在几十年后还对档案中人物的子孙后代具有价值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80年代,我得知西方发达国家的档案利用者,多数是利用档案来撰写家谱的。今天,我国人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 也开始纂修家谱。这几年,我在一些档案馆,就碰到过利用档案写家谱的利用者。编写家谱用档案,用的档案年代会更早,有的甚至会用到几百年前涉及本家族祖先的档案。因此,档案对写家谱的人的价值可能会延续几百年。

  再说与档案中所记载的政策、事件、物品等有关系的人,这可以说是档案的间接涉及者。比如: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档案,所有拥有住房的人,在发生产权纠纷时,都可能会利用相关的政策性档案;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档案,所有拥有土地的人,在发生地权纠纷时,都可能会利用相关的档案。我本人就曾遇到过一批要求利用并刻意篡改半个多世纪前有关“经租房”政策档案来争取自己权益的事。2007 年,北京的一批“经租房”上访者,到好多中央部委上访多年无果后,又聚集到国家档案局,要求利用上世纪50年代的“经租房”档案,经我们说明情况后离去。不久, 有关部委转来一件“经租房”上访者提供的“电子合成档案”,是1956年中央3个部委下发的一件关于“经租房”的通知,让我馆核实真伪。我们调出馆藏同一文号的原件与这件“档案”比对,发现这件“电子合成档案”比我馆所藏档案原件多了几行字, 这几行字是档案原件中所没有的,上访者竟用现代技术在档案中增加了内容,并据此向有关部门争取其利益。好在有真档案为凭,他们的伪档案便露出了马脚。这说明,有些政策性文件,在几十年后,还会被人拿来作为凭据争取自己的利益;档案对其涉及者,在几十后还具有利用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政策的落实, 往往还需要直接涉及和间接涉及这两类档案。

  比如,中央档案馆曾为一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老知青落实子女回原籍落户提供过这两类档案。这名老知青是上海人, 上海前些年出台政策,当年上海支边青年其子女可落户上海。这名老知青是从学校毕业后集体去新疆支边的。他到我馆来利用能证明他是该校学生的档案,我馆在该校校徽登记表中查到了他的名字,证明了他是该校学生。但有关方面又要求他提供能证明他们这批学生当年是集体支边的档案。他再次来查时,我馆又从该校的一份毕业工作简报中,找到了他们这批学生集体支边的证据。当他的子女根据这些档案落户上海后,他专门写来感谢信,感谢我馆为他提供了这些几十年前的、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的档案,使他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

  由上可见,档案对其涉及者的价值是非常广泛的,涉及方方面面。作用时间是很长的,可能几十年、上百年,写家谱的甚至几百年。

  档案对涉及者的价值,也就是对人的价值,不但范围广、时间长,而且还关系到社会稳定这个根本问题。因为人是“活”的, 具有能动性;同时人又是“群体的”,具有社会性。我有时想:涉及物的档案、涉及事的档案、涉及制度或文化的档案等,极而言之,即使人们不小心把它丢失了、销毁了, 物、事、制度、文化等都不会去找有关部门。但涉及人的档案,如果人们把它弄没了,他则会找有关部门去上访,甚至聚众上访,形成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2006年,日本发现有大量公民养老金档案被政府丢失后,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导致当时先是执政党丧失独立执政地位,接着首相又辞职下台。这一世界史上的经典案例,突显了档案对涉及者价值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涉及人的档案有这些特点, 所以我们才说,人的档案最重要,价值很广泛、很长久,应该特别重视涉及人的档案的重要性,把所有涉及人的档案收集全、保管好、利用好。最近十年来,我国各级档案馆,普通群众对档案的利用,占档案利用者的多数,民生档案的利用占被利用档案的多数,这两大事实,就进一步证明了档案对涉及者的重要价值。

  即对所有研究档案,根据档案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科学研究、历史研究、教学研究等学术研究的学者们,以及对档案的收藏爱好者们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表现为档案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等。

  档案的学术价值是永恒的。档案的形式,反映其形成时代的信息载体及其制造技艺、文书制度与格式等;档案的内容,反映其所记载的人物、物品、事件、制度、思想等及其之间的社会联系,反映时代的实况。每一时代的每一位学术研究者,都可从中有新的发现、新的挖掘、新的总结、新的提炼。因此,档案对学术研究者价值永恒、历久弥新。有时,一批新档案的发现, 会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形成学术研究热,甚至形成一门新的学问。例如:甲骨档案的发现,把商朝历史坐实、把文字历史前推,许多著名学者投入研究,发表不少成果,形成“甲骨学”。简牍档案的发现,把战国秦汉历史细化,把边疆历史、屯田历史细化,很多学者积极研究,形成“简牍学”。敦煌文书即敦煌档案的发现,使敦煌这个地方更加“敦”而“煌”之,使敦煌档案形成的那个时代更加丰富多彩,国内外学术机构争相收藏,国内外学者竞相研究,学术研讨会一个又一个,学术研究成果一批又一批,形成“敦煌学”。它们的发现,都已有几十年、百多年,但老的学者研究过,新的学者还在研究,老学者有老收获,新学者有新收获。这是档案对研究者的永恒学术价值的最好说明和绝佳例证。

  档案的艺术价值也是永恒的。一些档案书写者的书法,一些名家的绘画,都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给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艺术享受,可以满足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比如手稿就极具艺术品位,是存世的艺术珍品,2013年的一场拍卖会,一个仅有写的几个字的信封, 就拍出600多万元的高价来,就是典型的一例。

  档案的文物价值同样永恒。档案同各种文物一样,也具有文物价值,可以收藏品玩。如甲骨、简牍、金铭、石刻、票证、账簿、尺牍、字画、标牌等,任何时代都会有人收藏。时间越久、数量越少,就越值钱、越有价值。

  我国的大多数档案属于国家所有,是国家全宗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国家宝贵的信息资源、文化财富和历史遗产。所以, 我国的大多数档案,除了具有以上三方面的价值外,还对国家即档案的所有者具有价值。档案对国家的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价值。档案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工具,特别是公共事务档案,主要是国家在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中形成的, 是国家继续进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基本依据和得力工具。比如:土地档案是国家对几十亿亩土地产权、使用权、经营权变化、流动进行管理、服务及对与土地有关系的十几亿人进行管理、服务的直接依据;户籍档案是国家对十几亿人的迁徙、居住进行管理、服务的直接依据;房产档案是国家对全国所有房产及其住户进行管理、服务的直接依据。没有这些档案,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就没有依据,就会产生社会混乱。政府有了这些档案,如果不慎失去,还会产生社会问题。

  二是对国家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价值。历史上,我国多次依据档案与邻国进行了领土谈判,签订双方边界条约,解决了领土争端,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发挥了档案“一纸定乾坤”的作用。今天,日本对我国在钓鱼岛的主权有着争议, 越南、菲律宾等国对我国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有着争议。我国有着这些海岛自古属于中国的大量档案。正是依靠这些档案,我国才一直坚持着对这些领土的主权,对相关国家的无耻谎言和无理要求予以了严正驳斥,向国际社会宣布了我国对这些领土的主权。这些都表明,档案对国家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具有不可缺少、无可置疑的重要价值。

  三是国家对公民开展社会教育和宣传的价值。多年来,各级档案部门举办了很多档案展览,出版了很多档案图书,制作播出了很多档案文献电视片和档案网络视频, 为国家对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1997年,国家档案局和中央外宣办等部门联合举办“雪域明珠——西藏档案文物展”,中央领导、两会代表以及几十万观众参观了展览,总书记和总理专门指示中央外宣办把包括两件档案在内的3件展品向国外宣传。我受命连夜撰写文章,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对3件展品加以介绍和分析。通过档案,把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管辖,的分裂活动是出尔反尔这些事实向国外加以报道。2008年“三一四”事件后,针对甚嚣一时的西藏分裂活动,我主持制作了5个关于西藏历史的专题档案网络视频,在国家档案局网站播出后,由中央各大媒体和国内外100多家英文网站、300 多家中文网站加以转载,有力地说明:西藏从元代起,就由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行政管辖;历代都是由中央政府册封任命的;西藏在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前,实行着黑暗的农奴制。从而有力地驳斥了国内外分裂势力妄图分裂西藏的荒谬言论, 舆论赞扬档案部门“在关键的时刻,用关键的材料,说了关键的话”,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2014年,为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我主动向中央建议,把中央档案馆馆藏已公开审判的45名日本战犯笔供,制成网络视频,在网上公开发布,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指示届时召开中外记者发布会加以发布,并译成外文对外宣传报道。结果,仅国内就有100多家电视台、700多家报纸、1000多家网站,连续45天作了系列报道。国外很多媒体也作了报道和评论。俄罗斯媒体称,这是中国一个大的政治行动; 从爱国主义角度看,这次宣传堪与首次设立全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公祭日相当。中国打算让这些文献具有世界意义。事实证明,档案在爱国主义宣传中作用巨大,对国家向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

  四是开展国际外交斗争的价值。近年我国与日本的外交斗争表明,档案对于国家开展外交斗争也具有重要价值。2014 年,为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罪行和法西斯暴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中国决定把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日军“慰安妇”档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这下戳到了日本的痛处。先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召开新闻发布会、外务省向中国外交部发照会,要求中国取消申报;接着,日本首相、外务相、文化相先后8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官做工作,阻挠中国的申报;日本右翼团体和人士,多次面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官员和专家或向他们发呼吁信,诬指中国申报的档案内容不实。但结果,在白纸黑字、不容置疑的一系列可以形成证据链加以互证的档案面前,联合国教科组织的官员和专家们,主持正义和公道,把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一结果,使南京大屠杀成了日本右翼势力永远也翻不了的铁案,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战争罪行、法西斯罪行、行昭告于全世界,把日本法西斯分子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日本痛到极点,穷凶极恶地不顾国际形象,粗暴地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不交会费的威胁,并痴人说梦地要求重新审议中国的这个项目,其无耻面目更让世人耻笑。这次我国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有力地牵制了日本的对华外交攻势, 使其在国际舆论中处于下风,处于失败者的地位,特别是使日本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国际地位更加下降,这使中国在与日本的外交斗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一是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作用。 档案是国有资产的记录,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有着重要作用。1989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曾成立了几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管理之前几十年国家的不良债务。2004年,我曾到过一家这样的公司检查档案工作。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我,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过去形成的借贷档案,去讨回企业贷款,再用这些钱去生钱。说简单点,就是利用档案,把“债”变成“钱”。有了档案,所有债不一定能全部变成钱,因为有些债已成死债、废债;但是, 没有档案,则所有债都不能变成钱。因此, 在他们那里,“档案就是钱”。他们这一句话,让我顿时眼睛一亮、心里一阵狂喜。因为我以前一直只是认为“档案很值钱”,但到底有多值钱,没有一个具体概念。但他们明确说“档案就是钱”,一下就把我以前的空泛认识具体化、抽象概念形象化、模糊观点清晰化了。听完介绍后,我又看了他们的档案库房。库房不是很大。当时他们已利用档案收回国有资产1260多亿元。我想, 如果把1260亿元人民币,全部用最大面额,堆在这个库房,肯定也堆不下。所以, 如果用档案与其收回资金的体积来比较, 我们肯定可以说,“档案比钱更值钱”。在这家公司,半天之内,我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得到了两次升华:先由“档案很值钱” 升华到“档案就是钱”;再由此升华到“档案比钱更值钱”。这是档案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要价值的生动说明。

  二是对打开我国产品世界市场的价值。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不少国家树起贸易壁垒,给中国产品扣上“倾销”的帽子,企图把中国产品挡在其国门之外。多年来,不少中国企业奋起反击,与外国打起了“反倾销”的官司。每场官司,所利用的档案都是用车往外推的,包括企业水电费的凭据都要利用。总之,凡是涉及企业产品一切成本的档案,都派上了用场。结果, 打赢了官司,保住了产品的国外市场,使我国产品照样“勇闯天涯”,销售全球;使“中国制造”遍及世界、誉满五洲。

  三是对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价值。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为没有知识产权就不可能形成品牌和技术;没有品牌和技术,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就缺少一个重要方面。而知识产权档案则是知识产权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载体, 也是知识产权的最终依据和根本体现。没有知识产权档案,知识产权就不会被各国所承认,就不能为你所独有,别人就会仿冒你、侵害你、整垮你、占有你。因此,包括商标档案、专利档案等在内的知识产权档案,可以确保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从而确保它所代表的品牌和技术畅通无阻地走向世界,从而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以上档案的四个方面价值,是我个人根据几十年档案工作经验进行的总结和概括,在世界各国档案界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从未见有别人也这样说过,它在档案学理论方面,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创新。现在我把它介绍出来,各位档案工作者将来可以在档案工作实践中,共同检验我说得对不对,帮助验证,并进一步加以丰富和发展。

  由上可以看出,档案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它既对档案的形成者具有利用价值,又对档案的涉及者具有利用价值,同时,对广大的档案研究者以及对档案的所有者,也都具有利用价值。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以往的档案鉴定实践中,不少档案工作者对档案价值的认识比较片面和单一,往往较多只是注意到档案或文件对其形成者的价值,而较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注意档案或文件对其涉及者、研究者、所有者的价值,以致发生了许多悲剧性的事情,例如:把应归档的文件没有归档,把应划分为永久的文件没有划分为永久,把应移交或收集进档案馆的档案没有移交或收集进档案馆,把不该销毁的档案移出去销毁等,使国家的档案财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本来可以通过某些档案获得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解决。这种损失可以说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只有认识到档案价值的多重性、多方面性,才会在进行档案价值鉴定时,全面注意档案的价值,也就是:不但注意档案对其形成者所必然会有和可能会有的利用价值,而且注意档案对其涉及者、研究者、所有者所必然会有和可能会有的利用价值。这样,才能把应该予以留存的档案留存下去,为党和国家、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凭证,积累更多文化财富和历史遗产,从而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档案的长远利用需要。

  其实,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大多数文件材料形成后,总有其大小不等的利用价值,总会在各种不同情况下, 被重新利用一次以上。我自己在工作中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某份材料放了多年没有用,刚清理扔掉后不久就又想到要用, 但已后悔前几天刚扔掉。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文件材料在形成后就不再具有利用价值的。即使是临时性、磋商性、事务性的文件材料,也有其价值。因为它能告诉人们在处理同样问题时会产生哪些突然性的变化,会出现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应怎样提前预防和妥善处理这些突然的变化或细小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绝对无利用价值的文件和档案。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废物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外国有的情报部门专门回收大机关、大公司的废纸,因为从废纸上的零星、片断信息中,他们能分析出有利用价值的情报来。中央档案馆今天珍藏的毛主席手稿中,就有一些是当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从废纸篓中捡出来毛主席扔掉的废弃手稿。连废纸都有利用价值,何况完整的文件、档案呢?

  同样,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没有绝对的废纸。著名的敦煌文书中,有不少是利用之前的公文纸的纸背来抄写经文的,但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眼中,这些“纸背文书” 价值连城,远胜于那些后来抄写的经文。

  另外,对收藏者来说,更没有绝对的废纸。我曾在北京庙会的地摊上,看到有人在出售“文革”期间防化兵的演习计划、演习方案等,每件30元,他说是从一个军队干休所收购来的废品。还有不少民间收藏家,他们从社会各个角落,收购到诸如照片、契约、合同、书信、日记、票据、账簿、证照等,加以收藏,现在看来,都是非常珍贵的档案,其中有些已经结集出版,成为公共文化产品。我经常佩服收藏家们的慧眼和识见,我也经常慨叹:如果档案工作者能都具有收藏爱好者们的识见和慧眼,那么,我国的档案财富会更加丰富。我甚至因此而号召过档案工作者要向收藏爱好者学习,不但学习他们辨废识宝、变废为宝的慧眼,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以万物为宝”而“不视万物为废品”的卓识远见,学习他们上下求索、执着收集、迷恋收藏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有了这种慧眼、识见和态度,我们档案工作者的素质将会进一步提高。

  性判断档案价值虽然是档案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但却是最难以判断准确的事情,因此,它又是档案工作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档案价值是多方面的,而判断档案价值又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也就是说,判断档案价值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即因人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会截然不同。比如:档案或文件的当事者会认为其是有用的,但非当事者则认为其无用;再比如:一件档案所记载的人物或其子孙后代在无名时,人们可能认为它价值不大,而当档案中记载的人物或其子孙后代成为名人时,人们又会认为它价值很大;又比如:那些研究档案、研究档案形成者、研究档案涉及者的研究人员会认为相关档案有价值,而非研究人员则会认为这些档案无价值。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些工厂和生产大队的档案, 被有关人员当作“废品”卖到废品店以后, 又被我的一位学者朋友当作宝贝,买回去加以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这就活生生地证明,档案价值因人而异:同样一件档案,有人视同草,有人视为宝;世上只有不懂档案价值的人,而没有不具利用价值的档案。

  即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档案在不同的时代,会具有不同的价值。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在我经历的几十年中,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人们重视档案的政治价值;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人们重视档案的经济价值;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年代,人们重视档案对文化的价值; 在“以人为本”的年代,人们重视档案对人的价值。所以,档案或文件在过去无利用价值,在今天则会有利用价值;在今天看来无用,在明天则可能会有用。有时候,沉寂、尘封几十年的档案,会因某一契机而突然成为利用的热点,被人们争相利用。2012 年,我到浙江的好几个档案馆,都见有许多利用者,我询问他们用的是什么档案,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是“户粮档案”。我从事档案工作几十年,竟未听说过这种档案。他们告诉我,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供应粮食的档案。为什么忽然有很多人利用“户粮档案”呢?因为不久前, 浙江出台文件,对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城市下放到农村的回乡人员予以补助。回乡人员要想得到这笔补助、享受到这一惠民政策,就必须证明自己当初的城镇居民身份,而“户粮档案”则正好是有力的证据。因此,沉寂了半个多世纪无人问津的“户粮档案”,被政府一项补助政策激活了,一个时期内,全省先后有上百万人利用过“户粮档案”。类似的事例, 这些年相当多见。这又活生生地证明:同样一批档案,今天如同一把草,明天则可能如同一块宝;暂时无人利用的档案,不代表永远无人利用;档案价值不是人不知道,而是时候未到。

  即因事情不同而不同,不同情况下, 档案价值往往迥异。例如:对计划经济具有参考价值的档案,对市场经济可能不太具有参考价值,这是因制度而异。再例如: 对宏观研究或理论研究具有价值的档案, 对微观研究或技术研究可能不太具有参考价值,这是因研究方法而异。又例如:档案在同类型档案数量很多的情况下,可能会显得价值不大;但在同类型档案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又会显得异常珍贵,这是因档案数量而异。据我所知,同样是清代晚期的股票,在收藏市场上,存世数量多的,一件才标价一两千元;而有一件存世仅此一件的孤品,标价竟至数百万元。这就告诉我们:虽然档案有时以系统、完整为有价值, 但有时竟还会“物以稀为贵”,因其少见而更显价值。

  即因地点不同而不同,对这个民族、地区、或国家具有利用价值的档案,对其他民族、地区或国家则可能不具有那样大的利用价值。例如:关于琉球的档案,中国人由于研究琉球的很少,所以开始没人重视,但琉球人即今日本冲绳人却因涉及自己祖先和祖国的历史,对其非常重视,千方百计地加以复制、收集和利用、研究。档案价值的这些不确定性,决定了档案价值认定难。这是档案价值的又一个特点。而不确定性或认定难的这个特点,又是由多重性的特点所引起的。正因为档案价值具有多重性,所以它也就具有不确定性或认定难。在档案学研究中,我尚不知此前是否有人揭示过或像我这样地揭示过档案价值的这又一个特点。档案价值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档案价值认定难,决定了鉴定档案价值具有很大的难度,需要引起档案人员的高度重视。我在这里揭示档案价值具有不确定性,正是为了让广大档案工作者在鉴定档案价值时,举轻若重、认真思考、慎重选择、慎重对待,而不能举重若轻、草率从事、简单进行、鲁莽对待。每个档案工作者,都要充分认识这种不确定性,在实践中,不要因自己认为某份文件或档案不重要,便轻视它、忽视它,而要想到从他人的角度、未来的角度、其他地区或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它的价值,从而慎待它,把它留存下去。

  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我们该怎样破解档案价值不确定、档案价值认定难的难题呢?办法是三个字:“全部留”。也就是:凡本单位正式形成的文件和与本单位权益、历史有关的文件材料,全部加以归档留存。

  有人可能会质疑、反驳:这不是档案学以前所反对的“有文必档”吗?这样做不是会导致把一些无继续留存价值的文件也留存下去、从而加大社会成本吗?

  我要回答:是的,确实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必须如此;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 也应该如此、可以如此。理由是:

  第一,从档案学理论看应该“全部留”。上边我们已经讲到,档案价值具有多重性和不确定性,档案价值认定难。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全面和可行的应对之道, 就是“全部留”,即把一个立档单位所形成的东西无遗漏地全部留下,这样,将来这个立档单位无论需要什么(它当初未形成的除外),我们都能给全部无遗漏地提供出来,不会留下任何遗憾。如果有一件不留,都可能会有一个遗漏和一件遗憾。即使为此而增加一些成本,也是必要的。正如一个国家,即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打仗,但还是要保持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而且军队还是要经常演练,武器装备还是要经常更新,这笔钱不得不花,这个代价必须要付。建立档案就像建立军队一样,为了“用兵于一时”,你就必须“养兵于千日”;为了“毫无遗漏地提供”,你就必须“毫无遗漏地留存”。如果你今天做不到“全留存”,那明天就做不到“全提供”。

  第二,从档案工作实践看也应该“全部留”。有一个中央企业的档案处长曾同我谈过她的亲身体会和看法:一次,企业领导让她提供一份文件,她们想尽一切办法也未提供出来,估计当初是漏归档了。尽管之前她们为企业归档了很多文件,也提供利用了很多文件,但就因为这一份文件当初漏归档、此次未提供,使企业领导非常生气,把她们档案部门痛贬了一顿、狠损了一通。这位档案处长很伤心、也很委屈地对我说:我们收藏了那么多文件, 做了那么多事,领导没看见,但只漏提供了一份文件,就被领导看见了,他就把我们档案工作和档案人员说得一无是处。这件事让她意识到:既然企业形成的100份文件,99份都已经归档了,何不将那1份也一起归档呢?这样,不管将来企业需要利用哪份文件,我都可以百分之百地提供出来, 不会再有遗漏。所以她告诉我,从那以后, 她们对企业自身形成的文件,就开始百分之百地全归档、全留存。这位档案工作者的亲身经历很有说服力,她的做法也很正确,正好有效破解了档案价值不确定、而且认定难的问题。因此,从档案工作的实践来看,也有必要对企业文件全归档、全留存。因为我们实在不能预知“哪块云彩会有雨”,“哪份文件会被用”。实际上,现在大多数单位对本单位形成的文件的大部分都已经归档、留存了,未归档、未留存的只是少数,那我们何必不把那少数文件也像多数文件一样,一起加以归档、留存呢? 也许有人会说:那少数是没用的,不需要归档。但你怎么能知道那少数档案是没用的呢?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是谁,他都不能准确地预测哪份文件完全没有价值、将来不会被利用、不需要归档留存;谁如果说他能准确预测,那我认为他一定是在吹牛、说假话。

  第三,从大数据时代的趋势和一些信息企业对数据的看法及对数据留存的做法看,更应该“全部留”。2014年,我到浙江阿里巴巴总部参观时,他们告诉我: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或信息不是包袱,而是财富。因为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对过去数据或信息的分析,预测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引领社会的发展。数据或信息越多,预测得越准确。该公司对成立以来的所有数据,都全部留存,无一遗漏,而且还多套异地保存,以防不测。尽管这样对所有数据全留存,耗费巨大,但他们认为很值得。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们档案界的人,确实缺少这样的眼光、这样的见识, 确实应该向信息界的人学习。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重新认识档案的价值,重新审视纸张时代形成的档案鉴定观、档案价值观,重新确定文件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重新进行档案价值鉴定。否则,我们在大数据时代,将会成为落伍者,将会被别人所淘汰、所取代。

  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的档案学界, 几乎都存在着对档案价值的一些不完全正确的认识。我们可以把人们对档案价值貌似有理的一些错误认识,称为档案价值认识上的误区。我略举几个:

  一是误认为记事、记物、记钱的档案比记人的更重要。这种错误认识以前相当普遍。对重大活动的档案、重要会议的档案、涉及钱和物的档案,都划为永久,而涉及普通人的档案,则在本人死亡后或单位撤销后便不再留存。最典型的是前几年不少档案馆为落实国家对新中国成立后水库移民补助政策而提供档案时,提供的多是当年移民领取补贴的档案(因为涉及钱便留存下来了),而非移民名册(因为都是普通百姓,故名册多未留存下来)。现在,我们提倡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名人而轻普通人” 的档案价值观,树立“涉及人的档案最重要”的档案价值观,把“涉及人的档案”收集全、留存好,建立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

  二是误认为上级机关形成的档案比下级的更重要。这种错误认识以前也很普遍。我曾到过一些基层档案馆、室,他们普遍把上级的普发性文件划作永久、认真保存,而对本级文件反而不甚重视。实际上, 上级的文件并不一定比下级的更重要。对一个单位来说,真正最有价值、最为重要、也最应该划作永久的,应是他本单位自身形成的档案,而非他的各级上级单位形成的档案。

  三是误认为综合性的档案比分别性的更重要。这种错误认识在档案工作实践中表现为:重年度报表,轻季度和月份报表;重汇总材料,轻单行材料;重结论性材料,轻过程性材料;重会计账册,轻记账凭证等。比如,自己过去就曾错误地认为:会计账册已汇总并完全包括、完整反映了各个记账凭据,故记账凭据可以不再留存。但后来基层档案人员告诉我,只有记账凭据才具有法律凭证作用,而会计账册却并不具备。因此,就凭证作用来讲,记账凭据等分别性的档案,其价值并不低于会计账册等综合性的档案。事实上,分别性的档案,往往因为它更具体、更详细,而且属于 第一手材料,更加原始可靠,因而更具有凭证作用和参考研究价值;而综合性档案不但内容更空泛,而且在汇总加工的过程中,往往掺入了更多的主观因素,因而离事实更远,其凭证和参考价值反而不如分别性档案高。

  四是误认为有现实价值的档案比有历史价值的更重要。这是一种近视病。因为档案的现实价值总是短暂的,它的历史价值才是长久的。因此,档案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应同样受到重视,千万不能认为凡是失去现实效用的档案都该销毁、都不用继续留存。

  五是误认为有经济价值的档案比有社会价值的更重要。档案在利用后,有的能产生经济效益,有的则只能产生社会效益。因而有人误认为只有能产生经济效益、具有经济价值的档案才值得继续留存,否则便不值得继续留存。殊不知, 档案的社会效益如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等,往往是用金钱无法换来的,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 绝不能认为不具有经济价值的档案便无需继续留存。

  档案(或文件)价值鉴定的标准可能有多条,并人言人殊,但有一条我觉得应该是根本性的和无异议的,即:独一性。所谓独一性,是指该档案(或文件)所包含的信息在别的地方没有,在别的档案中没有,甚至在别的文献中也没有。越是具有独一性信息的档案(或文件),其价值就越高。按照这条标准来衡量,凡是本单位制发或形成的文件,一般都具有信息的独一性,因而,本单位制发的文件应是本单位档案中价值最高的部分,应当受到最大的重视,应当作为重点加以留存和保护。

  作为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者, 一定要充分认识本单位文件的重要性,充分珍惜它们的价值,不要随便把它们列入不归档范围,不要随便把它们划入定期, 更不要随便把它们销毁掉!要从为党和国家保存凭证、积累文化财富的高度,从为给将来的利用者留下史料、留下记忆的高度,来慎重对待文件的销毁与留存,应该留存的绝不要随手扔掉或者随意销毁。在制定和修改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时,是宽一些比严一些更利于文件的留存; 在具体确定文件是否归档和该划分为哪种保管期限时,也是宽一些比严一些更利于文件的留存;在进行档案的移交和销毁的再鉴定时,还是宽一些比严一些更利于档案的留存。我们在判定档案价值时,一定要有以人为本的观点,一定要有历史的眼光、长远的眼光、群众的眼光、学术的眼光, 一定要有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感。决不能图省事,怕麻烦,简单草率,马虎对待。那样,就会给历史留下空白,给后人留下悬案,让社会失去记忆。

  档案人对档案要怀有敬重和珍惜, 而不要怀有冷漠和轻视。这是我2014年从一个敬重档案的普通人身上得到的体会。2014年4月,我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一条报道:山西一名退休人员叫王艾甫,花了3000元从地摊上买到几本档案,其中有84份解放太原战役烈士阵亡通知书,后又用十几年时间,艰难地把其中37份通知书送到烈士亲人手中。这位老人对档案所怀有的敬重和珍惜,让我这个专职档案人深怀惭愧、深受感动,得到了上述这一体会。这个体会,是我从事档案工作30多年即将离开档案工作岗位时才得到的,我认为它是我一生当中几个最重要的体会之一。作为曾经的全国档案界领头人,我也愿意把它分享给全国广大档案工作者、留给后来的所有档案人。如果你们也能体会到这一点,今后对档案都更加怀有敬重和珍惜之心,那么,不但你们个人将来会从中受益,而且将来你们的单位甚至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未来的公民,也会从中受益。最近十几年来,我眼见过、听说过、特别是更经历过不少档案人不敬重档案、对档案冷漠与轻视的案例。例如:有的档案保管员把档案放在地上,不以为不对; 有的档案保管员发现档案不在原来的存放处,竟然不闻不问,不采取任何措施, 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有的档案人员把档案随意当废纸卖掉,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我深知,有一些天天和档案打交道的人,天天扎在档案堆里的人,却对档案怀有冷漠和轻视,把档案看作废纸、弃如垃圾,恨不得档案越少越好。因为在他们看来,档案越少,他要干的活就越少,他就越清闲、越享受;档案越多,他要干的活就越多,他就越受累、越觉苦。所以,他看见档案就烦、就讨厌。这样轻视档案的人,你跟他谈档案的价值,他肯定不以为然。所以我认为,对档案怀有冷漠和轻视的人,对档案一点感情都没有的人,不可能会尊重档案,不可能懂得档案的价值; 重视档案价值,必须要能敬重和珍惜档案。这是我在讲档案价值鉴定时,强调要敬重和珍惜档案的原因。

  不久前,一位著名艺术家去世时,同行们回忆他生前热爱艺术,总觉得“戏比天大”。此前我也听说过不少优秀艺术家都有一个认识:“戏比天大”。看来,艺术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条,就是:“戏比天大”。那么,我们档案人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信条,我想它应该是:“档案比钱贵。” 我想,如果更多档案人有了这个信条,都觉得档案比钱贵,都知道珍惜、敬重档案了, 那么,档案价值鉴定工作就自然可以做得更好了。、

  以上所说,归纳起来主要是说:档案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任何人都很难把握准。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一定不要以个人的判断,轻易地把文件不归档、或划短期限、或不接收进馆,特别是不要轻易地把文件或档案处理甚至销毁掉。要想到“四个无用、四个有用”,即:对自己无用的,可能对别人有用;对本单位无用的,可能对社会有用;对今天无用的,可能对明天有用; 表面看是无用的,可能实际上有用。我们一定要为他人着想,为国家和社会着想,为历史和未来着想,多留下一些档案,多保存一些档案。这是我们档案人的基本职责, 也是我们档案人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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